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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商标注册公司论商标的权利取得方式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2019-4-23 文章来源:昆明商标注册 阅览次数:1551

昆明商标注册公司论商标的权利取得方式

商标权的产生制度有两种:使用取得和注册取得。从纵向历史发展来看,使用取得制度在先,注册取得制度在后。早期的商标保护依赖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侵权法或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权益的主张者必须证明其商标的使用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商誉。使用取得制度下,相同或类似商标上的多个独立权益可以在不同地域范围内同时存在,其弊端在于:商品流通的发展对于地域范围的突破使得共存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商标权益的主张者总是必须提供商标使用证

据,这也就相应的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和法官对商标使用情况的认定能力都提出了要求。19世纪中期开始,法国等欧陆国家陆续设立了商标注册取得制度。欲使用某个商标的经营者向政府提出申请,经过官方注册公告使其他经营者广为知晓,是以确立注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独占权。同行业竞争者欲启用某个商标,就应主动避免与在先注册商标的冲突,并同样通过注册程序公告全国。注册制度使得一国境内的商标使用信息充分公开,注册秩序更为明晰稳定,同时免去了权益主张者提供使用证据的负担并节约司法成本。但注册制度的弊端在于,在善意第三人的相同或近似商标注册后,在先的未注册商标的使用者也必须停止使用其商标,除非涉及的是未注册驰名商标。这意味着严格的注册取得制度在显著提高宏观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损害局部公平,即牺牲在先商标使用人的利益。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注册取得制度,《巴黎公约》和 TRIPs的主要条款都是针对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拟定的,而原来采用商标权使用取得制度的普通法国家也都同时建立了商标注册取得制度。所有这些似乎在理论上表明,注册取得制度较使用取得制度先进。但从横向的比较法来看,在普通法系国家,使用仍然是商标权取得的根本方式,尽管英、美等国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引入了商标注册制度。这又似乎表明,使用取得制度的缺点不是不能承受的,注册取得制度也不见得先进到要全面取代使用取得制度的程度。注册取得制度和使用取得制度究竞哪个更适合一个特定国家,还需要具体分析,而不应固守一个理论原则或理念。如果某个国家的国情决定了要融合注册取得和使用取得两种制度,那也未尝不可,只要其商标法的理论自洽。一国法律制度的确立、选择、调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但从制度本身的效用看,还是要结合各国具体的相关情况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平衡。

我国的商标法制从设立之初就确立了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这方面,确保了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商标权的注册公告保证了商标制度的宏观效率。但是,注册取得制度的缺点也使我国的商标法制饱受折磨,尤其突出体现在:商标“抢注”频发而得不到有效制止在先商标使用人的利益经常得不到有效保护。商标权注册取得制度也因此备受诟病。每当出现商标“抢注”或在先商标使用人被判侵权的案件,“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商标注册就是符号圈地”等观点

就被用来批判注册取得制度。这些植根于普通法的理念与注册取得制度当然是不兼容的,但欧陆国家为什么没有否定注册取得制度而仍然视注册证为权利有效的当然基础呢?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不是注册取得制度本身的好坏,而是中国采用注册取得制度是否得当。要知道,注册取得制度的前述弊端不仅在中国法上存在,在法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而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遭遇与中国相同的情况呢?这说明,问题不在该制度本身,而在该制度所适用的社会环境。在法国等欧陆国家,一方面没有如此多的商标抢注事件;另一方面,经营者在启用商标时已经有了明确的注册意识。这表明,中国的社会和市场自发的秩序与欧陆国家差别很大,市场主体的商标注册意识也仍然不高。这就需要考虑如何权衡商标注册取得制度给我们带来的效率与其在中国特定社会和市场环境下带来的不公平,并探讨在中国采用商标使用取得制度或将注册取得制度向使用取得制度调适的可能性。比如,在“微信”商标案中,可以看到审查机关和法院在执法中调试商标注册取得和使用取得制度冲突的尝试。2010年11月12日,创博亚太公司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第38类

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等服务上的“微信”商标注册申请。商标局于2011年8月27日初步审定并公告了该申请。腾讯公司2011年1月21日对外发布名为“微信”的聊天工具。张某于2011年11月18日提出异议。2011年11月27日,腾讯的微信用户超过5000万。2013年3月19日,商标局以被异议商标在相关服务上的申请注册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认并导致不良社会影响为由,裁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2013年7月,腾讯的微信用户超过4亿。2014年10月22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以被异议商标构成“不良影响”为由做出了不予核准注册的复审裁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判决,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法院认为:“先申请原则是我国商标注册制度的一般原则,但在尊重在先申请这个事实状态的同时,商标注册核准与否还应当考虑公共利益和已经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当商标申请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利益平衡。该案中,一方面是商标申请人基于申请行为产生的对特定符号的先占利益和未来对特定符号的使用可能产生的期待利益,另一方面是庞大的微信用户已经形成的稳定认知和改变这种稳定认知可能形成的较大社会成本,鉴于此,选择保护不特定多数公众的现实利益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此,被告认定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所禁止的情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实际上,该案反映的是商标注册取得和使用取得的矛盾冲突,在先的商标注册申请和在后的使用商标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下,是否应保护在先申请人的利益。在实行商标注册取得制度的典型国家和地区法国及欧盟(OHIM),注册商标的保护期自申请日起算,但善意第三人在申请日至公告日之间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然而,自商标申请被公告之日起,该善意第三人也必须停止使用,否则就构成商标侵权。因此,在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下,在先申请人有没有使用申请商标,在后使用人的商标使用达到了何种程度(实际显著性的存在及程度)或者“市场实际”的情形如何,都不影响注册取得制度对在先申请人的适用。在我国《商标法》第4条明确选择了商标注册取得制度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空间颇为有限。但商标注册取得制度所带来的宏观效率利益在个案中是看不到的,个案中执法者和司法者要直接面对的是个案的实体正义问题,而在不考虑制度的宏观效率利益的情况下,个案实体正义的理解也会出

现偏差。

正是本着坚持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为基础,尽量兼顾商标使用人利益的指导思想,2013年的商标法修正案在多个方面加强了对商标使用人的利益保护,这一做法其实秉承了我国一贯的司法政策和实践。

首先,2013年《商标法》新增的第15条第2款禁止与商标在先使用被人之间存在合同、业务往来或其他关系的人的抢注行为。其次,对于撤请商标注册申请之前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标法》第在32条(2001年《商标法》第31条)后半段本就规定在先使用人可以阻止不正当的注册申请,2013年的商标法修正案又进一步增设了第59条第3款允许此类在先商标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这两个涉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条款合起来,旨在起到这样的效果:能制止的恶意抢注,就制止;不能制止的善意注册和不能证明的恶意抢注(后种情形不在少数),就允许在先使用人继续使用。

本文来源:【www.kmsjzch.com】昆明商标注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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